新冠1传1，谁扛起了南非抗疫初捷的大旗？

2020-04-21 来源：互联网有9895人参与

4月16日是南非施行三周紧急状态的终结，同时也是下一个延长期的紧急状态的开始。这三周戒严抗疫的得失，需要做一个盘点。

南非于3月5日发现第一个病例，15日开始封锁边境、关闭学校和取消社会聚会，在27日则完全进入封国状态，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领取福利津贴，所有居民必须待在自己的家里，不得外出。为了强制执行戒严令，南非动用了大约六万军队以协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可以说，南非执行戒严令的严格程度，高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截至4月19日，南非确诊病例累计达3158，死亡54人（图/worldometers）

政府果断，民众支持

南非政府果断的行动赢得了民众普遍的支持，这表现在各个反对党派、独立的公民社团、各种各样的工会协会以及民间团体都鲜有反对的声音。这种团结和美国各州进入紧急状态后与联邦政府吵吵闹闹的情况完全不同。南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做到了万众一心，甚至同仇敌忾，这是自1994年曼德拉执政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况。

在政党方面，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及全国总工会组成了三角联盟，彼此相互扶持，这成为非国大得以巩固权力的政治基础。总统戒严令得到其他两个党派的支持不足为怪。然而，连非国大最激烈的反对者“经济自由斗士党”也默不作声，这就显得不同寻常了。

“经济自由斗士党”党魁马勒马（Julius Sello Malema）原来主掌非国大青年团，因为权力斗争，愤而出走，另立门户，组成“经济自由斗士”党，推崇全部私有财产国有化并进行社会再分配的激进主张，吸引了百万信众，平时在议会上也经常闹出离场抗议的举止。

但这一次，在21天的时间里，除了发声批评广州黑人事件和批评政府强行拆除平民窟的言论之外，马勒马几乎销声匿迹。这个党在脸书上开设了读书学习班，由老师定期给学员讲读包括非洲重要思想家法农著作在内的六本符合本党纲的核心读物，一时佛系得可以。

在南非，公民社会之发达程度比起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南非八十年代反种族隔离斗争主要靠的是公民社会的力量。非国大和共产党的合法性早在六十年代便被取缔，党员长期流亡国外，所以对南非的国情并不了解，南非的斗争主要依靠国内的公民社会组织推动。

公民社会不是政党也没有军队，所以他们的斗争不是武装暴动，而是采取生产上的不合作、不断的罢工和建立村委会实行黑人居住区的自治，从而达到白人政权无法维系而不得不妥协的目的。公民社会运动在高潮时成立了“民主团结前线”，这个组织也不是政党，而是协调各地分散斗争的机关。

非国大靠公民社会的运动赢得了天下，自然也心存感激，在宪法上为公民社会的活动留下巨大的空间。南非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无为而治下，艾滋病大爆发，当时主要依靠的是公民社会发动的“开始治疗行动运动”，迫使姆贝基在全国不惜血本推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疗法，才使得艾滋病得以控制。

这次抗疫，公民社会则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所有教堂都停止了礼拜活动，有些牧师还协助医护人员检测自己的信徒，在复活节那天，一些牧师在电视上进行了布道。4月2日，数百名盘踞在开普敦一座卫理公会教堂的国外难民与警察进行了多日对峙，最终警察采取行动，砸开教会大门，强行清场。教会并未以人权的名义对政府进行抗议。

矿业和烟酒工业是南非经济支柱型产业，戒严对这两个行业打击巨大。但这两个行业的协会也只是在21天封国的最后几天开始现身，呼吁政府放宽限制政策，让部分地方得以复工。

南非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缺乏必要的防护性设备，这种情况在农村尤显突出。“南非农村医生协会”也只是在电视上呼吁政府尽快补足设备，并未号召任何抵制行动。

因为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南非的妇女是社会上的最大牺牲品，强奸率在全球高居榜首。在戒严前，每天都有三名妇女死于暴力，而戒严让家庭暴力进一步恶化。在戒严第一周，发生8.7万起家暴，这是警察接到电话记录在案的数据。面对这么多的性别暴力，各种妇女协会和女权主义者并未特别发声抗议。

这次戒严，南非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稳定剂。作家、教师、工运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都利用自己的社交媒体不停发表鼓励社会团结、宣讲病毒危害的言说，这群人是使得政府的政策能够深入人心的力量。

作家的社会批判火力尽失，大家忙着在各种媒体空间组织笔会、诗朗诵会。更多的作家都纷纷向社会推荐在戒严期间可以阅读的书目。无论从推特还是脸书上，我们都能感到一个完全配合国家的公共空间的存在，是这个公共空间领导着社会的舆论，稳定着社会的心态。

除了中产阶级这个巨大的公共舆论空间发挥稳定性作用，连那些和底层工人联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也尽其所能帮助政府宣传防疫的种种规定，并带头遵守戒严法。在戒严期间出现的土地纠纷，一些主要的无地运动组织等都对事态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力。

在戒严期间地方政府拆毁群众非法住房（图/ Vincent Lali）

与此同时，总统拉马福萨努力树立坚定的领导人形象，勒令因聚餐而违背戒严令的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长停薪留职一段时间，并带头减薪30%，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其年轻的卫生部长姆其瑞因为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坚持将抗疫看作科学和卫生的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成为西方热捧的政界明星。

另外，包括足球俱乐部在内的多方商业巨头纷纷解囊，也让社会觉得富人聚敛财富却思回报社会。这笔捐资可以帮助政府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总而言之，过去的21天，南非的领导阶层展现了领导力、行动力和团结人民的力量。

疫情下的种族隔离制度

21天行将结束的晚上，南非国家电视台特地请来了卫生部长的科学家顾问团的领导人、为政府抗疫提供科学建议的首席专家卡瑞姆博士，总结这21天抗疫结果。卡瑞姆说：

“这次抗疫南非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通过戒严，我们控制了病毒的传播。在过去21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增长的病例是70左右，在后一周，随着医疗队深入到更为贫穷的地方测试，这个增长幅度没有变化，这使我确信，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内部人群的传染，新冠病毒在别的国家是1传3，在南非是1传1。”

当记者问，南非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卡瑞姆教授答道：

“如果南非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及俄罗斯相比，南非之所以可以取得初步抗疫的胜利，是因为南非有雄厚的传染病学研究力量，而那些国家没有。南非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而这份功劳几乎要归结为种族隔离制度。”

当卡瑞姆说出最后一句话时，他当然知道这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也必然会被媒体在以后报道中删掉。但他显然并没有在开玩笑。

非常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力量。世界上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就是1967年由南非医生伯纳德完成的，手术的成功使他享誉全球。就是这份强大的科学遗产保证了南非在抗击新冠病毒时能采取恰当的措施。

然而，我们觉得尽管政治不正确，但卡瑞姆教授对南非初步抗疫成功的反思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南非抗疫的成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南非之前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关，本应消亡的罪大恶极的种族隔离制度，却在一定意义上为抗疫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直接动用军队和警察在最可能引起动荡的黑人居住区维稳，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经典做法。

在种族隔离者眼中，社会的危机只有一个形式，即社会安全的危机。今日的戒严模式显然是将公共卫生危机既作为公共卫生危机也作为社会安全危机一起处理的。军队的领导人一直和军人强调，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下，对于任何一个不尊重军人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这位军队首长和警察部长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强化手中国家机器的暴力色彩。

尽管有许多市民呼吁，军队不应该来镇压我们，而应该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送食物。但南非军队充耳不闻，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和民众建立鱼水关系。这种军队和警察的“重刑主义”自1994年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在过去种种因工人抗议造成的国家动荡中，不惜手段镇压的模式屡屡上演。因为南非的游行示威太多了，这导致新南非在维持社会安全方面一直沿用过去的体制。

第二，南非目前最引以自豪的是医疗能力远远高出非洲其他国家。

当尼日利亚在3月22日之前一共做了152起检测时，南非已做了15500次。当肯尼亚在4月12日做了674个检测时，南非已经从一天检测5000向2、3万目标发展了。南非巨大的医疗能力还表现在自非国大党接手南非以来，南非有重症监护病房4500多。

然而，这些数据背后显示的另一个信息是，在南非做的大规模检测，其中80%是私立医院实验室完成的，只有20%由公立医院完成。在这些重症监护病房中，逾3000为私立医院所拥有，公立医院仅占1500。公立医院不丰厚的医疗资源主要为80%的贫困人口看病，而私立医院的巨大资源为其余富裕阶层看病。

新政权在公共卫生上的投资一多半去了私立医院，这导致了种族隔离时代的两端化的医疗体系得以延续。南非政府正是依靠这一继承下来的公共卫生系统来艰难完成抗疫的历史任务。

贫富差距悬殊，为何团结能力依旧强大？

南非被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贫困地区，电、水、路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障，这使得今日的抗疫实施起来非常困难。长期的戒严正导致大量的失业，社会如何继续维持稳定，对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比非洲其他国家拥有好得多的医疗和科研资源，南非的戒严还必须动用军队来完成，主要还是因为贫富分化成为南非社会动荡的最不安因素。

在南非政府给出了如此优异的成绩单的背后，真正扛起抗疫重任的是种族隔离制度遗留下来的科技和警察力量。那为什么种族隔离制度维持不下去了，而南非政府今天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团结能力呢？

那是因为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最优秀的人才没有机会发展出一个黑人的中产阶级。曼德拉进了监狱，坦博流亡海外，比科因为刑讯而早逝。当白人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为时已晚。今天，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成了极端贫富差异社会的压舱石。他们塑造了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在其中，真正底层的声音和信息被屏蔽掉。

同时，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是碎片化的，这也使得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只有时不时浮出话语地表的一种影像存在：在戒严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民众凄苦的生活图片，但这些图片没有声音，没法被命名，他们来时是图片，去时也是图片。它们显示今日边缘进行自我命名和被命名的双重困难。